海峡两岸的学者、作家在同济大学及复旦大学的“文学与人文关怀”高校论坛上近乎一致地高呼： “我们的华语世界，已经到了濒临失落与拯救的边缘！”这是危言耸听吗？我不能不说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早在数年前，谈到我国当代青年的文化状况时，我曾经说过：“我们的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多，而对外国文化的精华也知之甚少，他们所有的所谓‘流行文化’就像裁缝师傅做衣服剩下的碎布，花花绿绿地，似乎很好看，然而充其量却只能拿来做拖把罢了。”语言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首先是文化的问题，一种语言的危机其实便意味着使用那种语言的文化的危机，而且也只有从文化上才能对这种危机求得一个合理的解释。同时，文化的危机则取决于生活于此种文化中的青年一代的文化状况与文化心态，因为他们既是旧文化的继承者，又是新文化的创造者。俗云：人看其小，马看蹄早。从青年一代的文化状况预测此种文化在未来的发展前景，我想大致不会错到哪去的。 汉语的式微与普通话的普及率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我国古代并没有像今天似地推行普通话，然而一直到明中叶，华夏文明在全世界一直处于领先地位，难道能说我们引以为荣的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是因为普通话的推广吗？有人认为汉语的式微是由于英语的“入侵”，“以英语为主的文化霸权主义影响了其他语言文化的安全，挤压了其他语言文化的空间”，这恐怕也是不能成立的。我们看到，“另一方面，全球‘汉语热’持续升温，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达3000万，100多个国家的2300余所大学开设汉语课程。”这样看来，汉语不也是在入侵其他的语种吗？这其中就有英语。但我们似乎并没有听到说其他的语种的人有诸如此类的抱怨，以为汉语影响了他们“语言文化的安全”。至于谈到网络语言向现实生活的渗透，似乎也不足以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引起汉语的危机；因为任何语言都有一种类似于水体的自我净化的功能，能自动淘汰一些表现力不强或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词语。何况，在中国，网络的发展才只是近几年的事，仅仅只是个开始。而在西方，他们的网络技术比我们成熟，发展的时间也要久得多，到底网络语言是否引起了他们母语的危机呢？当然，引起语言使用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但如同每一个健康人对病菌都有一定的抵抗力一样，每一种发展比较健康的文化对于这种语言的混乱也并不介怀。稍有生物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细菌分为致病菌、条件致病菌（正常情况下不致病，只有当机体抵抗力下降时才致病）与正常菌群三种，网络语言对于我们的母语而言，至多不过是条件致病菌，如果网络语言真的引起了汉语的危机，不过说明了我们的汉语对污染的抵抗能力的薄弱。鲁迅先生在《坟·看镜有感》里说：“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我们与病菌的关系是一种共生的关系，我们不可能彻底消灭病菌，却可以和它们和平相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病菌增强了我们的抵抗能力，令我们的机体更具活力。 然而，网络语言对我们的母语机体所造成的污染确实很值得我们的关注：“初中生王凡很自然地把一堆网上聊天中的常用语移植到周记和作文中：‘200’(公园)、‘GG’(哥哥)、‘GF’(女朋友)、‘PMP’(拍马屁)、‘酱紫’(这样子)、‘偶(我)’、‘KPM’(肯德基、披萨饼、麦当劳)……这些让家长和老师一头雾水的词汇，对于王凡和他的同学来说，却显得‘活泼可爱，不死板’。”这所谓的“活泼可爱，不死板”，显示的是青年一代的缺乏好坏的辨别力，但他们只是无辜的受害者，我们所要寻求的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的这种文化现状。据有关资料统计，不下于60%的人上网只是为了聊天与娱乐，其中青少年几乎占了一半。与此相伴随的是“中国‘文坛’不知从什么时期起开始变得热闹了。‘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美女作家’、‘美男作家’、‘青春偶像作家’、‘行走文学’、‘妓女作家’、‘胸口写作’、‘零度写作’、‘新概念写作’、‘木子美现象’、郭敬明的剽窃、余秋雨的作秀，各种花样和噱头层出不穷。”“我们的文学杂志纷纷停刊，即使不停刊，也早已‘变脸’。各大报纸的文艺副刊逐渐被娱乐新闻所替代。出版社忙着出一些内容暧昧、格调低下、会产生严重社会负面效应的‘作品’。网站上汽车、财经、军事、娱乐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文学。” 国家出钱养着一大批所谓的作家，他们提供给我们的却是铺天盖地而来的堆成山似的文字垃圾，而很多有正义感与社会责任感的无名作者的作品却找不到发表的园地。即使在所谓“学术界”，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大量存在的剽窃与抄袭，学术杂志的“名人俱乐部”现象与唯利是图的现象（只要你出钱买版面不管文章好坏都给你发），伴随学者的刻意求新而来的求真与求实的精神的衰微等等等等。在讨论以上这些问题时，很少人提及这以外的其它社会问题，诸如贪污**、奢侈浪费、青少年犯罪率上升、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的黑恶化等等。这一切并非没有联系的，而是紧密相关，共荣共存的关系，它昭示的是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文化在某个方面出了大的毛病或者已经运转不灵，需要猛药重剂以挽救其性命了。 有人认为：“汉语势弱，英语势强，从很大程度上讲，是我国现有的教育体制造成的。在我国，一般大学生读书时间是16－17年，而其中，有8年的时间用来学习英语，语文也不过是12年（非汉语言专业）。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高校仍将英语四级考试与学位挂钩，英语不过关，就无法拿到相应学位甚至无法毕业（只有少数高校开始尝试废除这一规定）。而稍微了解一点考研情况的人都知道，在这条道路上，英语实在是一道最主要的路障。” 专家这样总结语文教学中的问题：“肢解”语文，考太多、太零碎的局部知识，过分强调标准答案，不重视综合性;语法教学让人厌倦，过于理性、专业，耗时多而收效小，有的学生还可能被败坏了学习语文的“胃口”;语文阅读脱离语言环境，对文章内容进行漫无目标的讨论，曲解文本内容，伤害了学生阅读的积极性。”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德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小学语文教学应摆脱“工具化”倾向，把人文精神的培育作为根本使命，让学生对人生和世界形成一种审美关照，唤醒青少年的心灵，维护民族的语言，也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以上种种将汉语的式微归诸教育体制与语文教学中的问题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不能不说这只是皮相之见。可曾有人质问过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合理的教育体制？为什么在语文教学中会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既然认为汉语的式微是由于教育体制与语文教学中的问题，那么只要改变这种教育体制与语文教学方式应该就能挽救“汉语大厦”于将倾，难道不是吗？问题恐怕并没有这么简单，明眼人可以看出即便这种教育体制与语文教学方式得到了改善，汉语的式微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汉语的式微其实意味的是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衰微，自信心和自觉意识的衰微，文化创造力的衰微；一言以蔽之曰：“文化失语症”，即我们已失去了用汉语建构一个民族的“大我”的能力。这种“文化失语症”背后隐藏的却是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即奴隶根性，其表现为懒惰、无责任感、自欺且欺人、盲目自大又自轻自贱。这种劣根性渗透了我们汉语文化的一切方面，以至于我们已经对之习焉不察，麻木不仁了——不自觉地受着它的影响，不知不觉地成了它的奴隶。就拿这次国人对汉语的“外热内冷”现象的讨论来说罢，在谈到“外热”的现象时，未必不带着一种沾沾自喜的心理，并且找出汉语的种种好处来，不免忍不住大大地赞美了一番，真个是“不亦快哉”也么哥。甚至有人以“神奇的汉语，愚笨的英语”为题将英语的“愚笨”大大地调侃了一番，真是大快受“英语为主的文化霸权主义”压抑的国人之心，然而不幸得很，受到 “愚笨的英语”“挤压”的却是汉语。木皮道人鼓子词曰：“几年家软刀子杀人不见血”。这种心态与论调实在不见得比阿Q的口头禅“儿子打老子”或“老子以前比你还阔”来得高明，不过，话说回来，死在这种软刀子下确实很“爽”，很甜蜜，誰要愿意这样死去就自己去死吧，没人拦着你，只要不把别人也拉进去就是。另一种杀人的软刀子却披了科学的外衣，曰：适者生存，物竞天择，汉语迟早要被英语取代。既然如此，我们且躺在“适者生存，物竞天择”这八字真言上做着春秋大梦，等待着英语来取代汉语好了，恐怕到时候被英语取代的不仅仅只是汉语，因为这个世界似乎已经并没有这种自轻自贱的懒人的容身之地——这也是一种“适者生存，物竞天择”。 国人的奴隶根性是在几千年的封建极权主义下逐渐形成的，要改变自然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成就，因为有些人正是利用着国人的奴隶根性维护着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谋取一己之私利，而大部分人则正做着千年的迷梦，不知今夕何夕。直到现在，我们的儿童从小受的就是奴化教育，而不是“人”的教育。“现在，最让人恶心的不是官僚的讲话，而是孩子的作文。孩子们从刚刚识字起，就开始学习在日记和作文中编造谎言，以求获得老师的奖赏与青睐。在孩子们的笔下，他们都是祖国未来的花朵，都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的雷锋叔叔。他们没有童心，没有童趣，过早地被**世界俘虏。可怜的孩子，在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成为撒旦向上帝讨价还价时候的人质。”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我们能期望他们长大了为自己争取做“人”的权利吗？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你能要求他们独立思考问题，对他们要求创造力吗？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一切都由**社会给他们安排好了，他们根本没有思想的自由，选择的自由，因为当这种自由处于萌芽阶段时，就会被这个畸形与**的社会扼杀掉。“对母语的污染是从孩子开始的，就如同对一条大河的污染是从源头开始的。当孩子们都在比大人还娴熟地说假话的时候，这种文明也就只剩下一副没有任何有机成分的空壳了。”当我们利用这种奴化教育以谋取权力与金钱时，我们牺牲的正是我们的儿孙的未来。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只能成长为一群等待别人来宰割的“肉鸽”，即便给他们宝贵的自由，恐怕他们也未必能适应，正如诗人宕子在其诗作《肉鸽》所描绘的： “肉鸽，等待出售” 马路旁一棵积满尘灰的樟树上 挂着块蹩脚的招牌 搜罗过往匆匆的目光 一对对光滑而美丽的翅膀 已忘记了飞翔 天空被囚禁在铁的栅栏里 漂亮的头不时地啄着笼中的玉米 野性的风吹过 移来一片云影 渡过肉鸽们的头顶 懒懒地拍拍翅膀，它们又合上了眼睛 同时，宕子在其寓言体小说《脑神经内科》里针对国人的奴隶根性开出了一剂药方：“奴性是一种遗传病，由某种未知的遗传基困控制。凡具奴性之基因者，则头脑混沌，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久之便成脑瘫。据我的研究，人体的血液中还有一种名叫“自省”的基因，是奴性的天敌，而我们的自省基因则处于睡眠状态，尚未被激活，所以脑瘫病人比起他国来尤其要来得多。”自省不但意味着自我反省与自我解剖，同时意味着自我牺牲，“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为自己争取做“人”权利，或者放弃因奴役他人而得的利益，自我觉醒，同时觉醒他人，“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这样，我们的母语与我们的文化庶几有着得救的一日。
救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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